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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索文献 汇成全史(一)——《折疑梵刹志》的点校
责任编辑:何孝荣  文章来源:地情研究利用处  发布时间:2022-04-29 11:47  阅读次数: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何孝荣


【按语】:大报恩寺是明成祖朱棣为纪念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而建,它在南京乃至中国古代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典籍·南京大报恩寺》由最新星力九代注册送300编纂,南京出版社出版。大红礼盒装,一套三册,包括南京大报恩寺寺志二种,即《折疑梵刹志》(清代释悟明撰,何孝荣点校)、《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民国张惠衣著,何孝荣点校),以及上述二种寺志记载以外的有关南京大报恩寺史料《金陵大报恩寺史料选辑》(何孝荣辑校)。这套丛书合计61万余字,考索古今中外有关南京大报恩寺的文献史料,汇成一部大报恩寺全史,从大报恩寺一斑来窥南京史、中国古代佛教史全豹。



清代释悟明撰《折疑梵刹志》是现存的第一部大报恩寺寺志。


一、释悟明和《折疑梵刹志》的编撰


释悟明,出身、出家、事迹等在佛教史志文献中记载较少,其家乡(广陵真州,今扬州仪征)光绪年间的《重修仪征县志》中亦无传。据《折疑梵刹志》葛光《叙》,悟明字理直,号经济,“古广陵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人,“少而从释”。约在嘉庆八年(1803)末,他开始编撰本志,则其当生于乾隆年间。他“性爱书史,喜翰墨,乐游学,好著述,尤能洞明本宗大义”,是一位有一定文化和佛学水平的南京大报恩寺僧人。

自孙吴至明朝后期,作为千年名刹的大报恩寺(原地曾为长干寺、天禧寺等)并没有一部寺志。明朝万历年间,南京礼部郎中葛寅亮鉴于南京佛教衰微,“厘饬僧规,清复赐租,修葺禅宇”(《金陵梵刹志·序》),加以改革振兴,并编撰成一部南京佛教寺院总志——《金陵梵刹志》。其中,卷三十一《聚宝山报恩寺》简略记述了大报恩寺的兴废、殿堂、公产、山水、古迹、僧人、相关诗文等;卷二《钦录集》收录明代皇帝有关佛教的言行法令等,内有涉及《大藏经》编刻、大报恩寺塔修建和赏赐田地,及殿堂、琉璃塔规制丈尺、耗费灯油香烛等内容;卷四十九《南藏目录》,罗列收藏于大报恩寺的明初《永乐南藏》经板目录,和万历时订立的《请经条例》等;卷五十至五十三《各寺租额条例》《各寺公费条例》《各寺僧规条例》《各寺公产条例》,分别记载包括大报恩寺在内的南京三大寺及五次大寺收入、支出及管理等各项制度。可见,《金陵梵刹志》中有了一定数量、零散的大报恩寺史志资料。

崇祯年间,有人编撰了大报恩寺志。释悟明在本志《凡例》中说:“前明崇祯年间,方修此志,历今年将二百,并未重修。”有学者认为“此志”指《金陵梵刹志》,因释悟明误把《金陵梵刹志》刊刻的万历、天启年间误认为了崇祯年间(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敕建报恩寺梵刹志·点校说明》)。其实,这是误解。悟明不仅明言“前明崇祯年间,方修此志”,而且本志中多次内容标注征引自“《寺志》”,而非出自《金陵梵刹志》。悟明在本志《序》中也提到:“《梵刹志》者,昔前明已有之矣。今历百有余年,未加增续。迨至甲子,予因见寺之纪录传记中,所载事迹仅数十篇余”,其中“所载事迹仅数十篇余”的“寺之纪录传记”,当为崇祯时所修寺志。本志《目录·引用诸书》最后一种为“《报恩寺纪》”。笔者怀疑,崇祯年间所修“《寺志》”或即《报恩寺纪》”,惜未见流传。

嘉庆(或早至乾隆)年间,释悟明住于大报恩寺,常有客人来游,礼佛问寺,“或叩梵刹之源,及招提否泰之本”(卷一《叙始》),悟明为之解答,辨疑折难。他因担心旧志遗失,“上负国家恩恤,下背列缁勤劳”,于是取《金陵梵刹志》《寺志》等,对其相关记载加以考辨、说明,又搜集、增补此前及明末以后大报恩寺史料,“凡分数十则,其发明皆别注款次。惟所增者,以诸书为引证,用《纲目》作准绳,大概使觉者知之,勿谓诡异之言,稍可以助梵刹之远猷也”,“汇成八帙,呈历诸山,必加斧正,同勋奕世,共拯慈风,垂不朽之规模,乐无边之直指”(释悟明《序》),成《折疑梵刹志》(内封另题作“《敕建报恩寺梵刹志》”)八卷。

《折疑梵刹志》的编撰起讫时间,书中记载不一。其自序称始于“甲子”即嘉庆九年(1804),作序于“嘉庆丁卯冬小阳月朔日”即嘉庆十二年十月初一;卷一《金陵大报恩寺》条下“折疑”则称:“此志编于癸亥年起,至丁卯七月书完,前后共三年零七月”,按“癸亥年”为嘉庆八年,“丁卯”为嘉庆十二年,则其成书则起码三年零八月。笔者推测,悟明撰此志始于嘉庆八年十二月至九年正月间,嘉庆十二年七月撰成初稿;嘉庆十二年十月,作自序;嘉庆十三年八月,又请黎承惠、葛光作序,正式定稿。


二、《折疑梵刹志》的主要内容、价值


《折疑梵刹志》大报恩寺全图


作为一部大报恩寺寺志,《折疑梵刹志》卷首有序(三篇)、《报恩寺图》(一幅四页)、《凡例》(四十四条)、《引用诸书》(四十五种)。卷一《金陵大报恩寺》记述大报恩寺千余年兴废简史,和殿堂、山水、塔、宝、树木、田产等清朝大报恩寺状况,以及寺史上的高僧、名僧、流寓;《释氏源流》考辨佛教产生和截至唐代在中国的流传简史。卷二登载明朝大报恩寺公产、殿堂宝塔丈尺、御制碑记及名臣记文,和清朝大报恩寺公产、实测殿堂宝塔丈尺、名臣记文。卷三《前明〈钦录集〉》收录明朝皇帝有关佛教的言行法令等,《国朝〈钦录集〉》收录清朝皇帝有关度僧尤其是编刻《大藏经》的言行法令等。卷四《前明〈御制集〉》收录明朝皇帝有关佛教的诏敕论说等文,《国朝〈御制集〉》收录清朝皇帝有关佛教的敕谕论说等文。卷五收录明清皇帝、名人之诗,以及放生文、高僧传,惜已散佚不存。卷六明朝《条约》《册单》《常住出入数》多残缺,清朝《条约》《册卷》《常住出入数》为清朝大报恩寺收支制度及数额。卷七收录《修藏提要》《印经例》《大藏经》板目录等,为清代大报恩寺修藏社补刻《永乐南藏》缘起制度,以及《永乐南藏》及后续补刻万历《续藏经》、康熙年间修藏社刻补的经板目录上半部,惜已散佚不存。卷八收录大报恩寺《大藏经》经板目录下半部,及明代《请经条例》《条约》。

《折疑梵刹志》中明朝万历以前的寺院史料多抄录自《金陵梵刹志》等,但加以考辨说明,其后主要是清朝大报恩寺史料则为作者所增辑记述。因此,《折疑梵刹志》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记载收录了《金陵梵刹志》之后清朝的大报恩寺以及中国佛教的史料,对我们了解、研究大报恩寺史以及南京史、中国佛教史都具有较高的价值。试举几例:

第一,书前《报恩寺图》直观地展示了清朝大报恩寺殿堂布局。经历嘉靖末雷火,大报恩寺殿堂多毁,因此《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聚宝山报恩寺》前所附寺图中绘写的殿堂,我们以山门向后一线而言,标注有“天王殿基”“正殿基”“琉璃塔”“观音殿基”“法堂基”“画廊基”等,表明当时除琉璃塔以外,其他各殿及画廊均已焚毁,仅存废址。《折疑梵刹志》的寺图中,“天王殿”“正佛殿”“观音阁”皆具,则诸殿已经得到重建;“正佛殿”旁,有“行宫”,表明清朝为康熙帝、乾隆帝幸寺而在其中新建了行宫;禅堂前有“修藏社”,这也是清朝前期寺僧为修补寺内所藏《永乐南藏》经板之事而建。如果仔细比对,还可以发现不少异同。

第二,书中详细记载了清朝大报恩寺的毁废、殿堂、山水、田产、僧人、檀越等,并对明朝万历后期《金陵梵刹志》记载各项加以考证。如针对寺院兴废,书中《凡例》指出:“《梵刹志前明》开载本寺历来灾祥、兴废、修创各事,亦未注明何朝,是何帝王年月日时兴废、灾异等事。今搜查《寺纪》,核对《甲子会典》及金陵《府志》,遵照注明是何年月灾祥、兴废、修创,庶使阅者了然。”再如本书抄录《金陵梵刹志》所载明代大报恩寺田产、号房等数量及收支,又立《国朝大报恩寺公产》一目,指出“所有前明之产俱无”,然后列举清朝大报恩寺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田产、号房数目及收支。这为后人研究清朝大报恩寺史提供了较为详实可信的史料。


《康熙南巡图》中的大报恩寺


第三,书中详细登录了清朝大报恩寺各殿、琉璃塔的内外尺寸,以及内部梁柱枋桁等根数、尺寸、木石砖瓦铁漆等作使用材料和数量、塔内各层供奉的佛像、康熙帝和乾隆帝御书的匾额,以及塔、佛殿并各殿等处耗费香油、素烛数量等。据释悟明说,其所记“本寺丈尺,岂能以任口而言?端非寻常有能知其事者。今谨依织造部堂曹所载图式丈尺,系命工人估量矣。其大殿、宝塔之工材,仍又列于大字丈尺之末,以备君子检阅”(卷二《国朝大报恩寺各殿丈尺》),即其数据来自于江宁织造曹某命工人的丈量实测。塔内各层供奉的佛像、康熙帝和乾隆帝御书的匾额等,也是释悟明亲眼所见,可以用来校改《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时塔已毁)所记之误。这些,都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大报恩寺各殿堂、琉璃塔外观和内部构造及建筑材料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第四,书中《前明〈钦录集〉》中崇祯年间度僧的诏敕公文、《国朝〈钦录集〉》收录的清代有关佛教的诏敕公文,《国朝〈御制集〉》中清帝(当为雍正帝)有关佛教的谕、序、论、说及杂著之文,不少为其他文献所不载,为我们研究明朝崇祯年间、清朝佛教政策和佛教状况提供了资料。

第五,书中《国朝报恩寺条约》登录了清代大报恩寺各项行事制度,可与《前明条约》加以对比,为研究清朝寺院制度和运作以及明清寺院制度和运作的变化提供出范例。

总之,《折疑梵刹志》中收载的清代大报恩寺史料,多为原始和第一手史料,来源可信,内容详实,显得尤为珍贵。结合《金陵梵刹志》的相关记载,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大报恩寺的千年兴废历程,对于研究大报恩寺史、南京史、中国古代佛教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乃至明清历史,以及当今建设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弘扬南京佛教文化等,都有一定价值。


大报恩寺塔顶覆莲盆


当然,由于释悟明当年依据史籍有限,也囿于学识,加以成书后未加修改精校,《折疑梵刹志》也存在较多错误和缺陷。其一,对寺史史料收罗不全,尤其是大量相关诗文未能收入本志。其二,编撰体例杂乱。释悟明以“折疑”“发明”等为特色,对征引、抄录文献加以考证说明,其实很多说明文字为统计数据或者正误判断,甚至不乏牢骚,这些文字以小字插入征引、抄录正文中,致大小字夹杂,原本连贯的行文屡被打断;《凡例》前半列举编撰原则,后半则缕述大报恩寺管理制度,也不合体例。其三,志中目录及各类目标题不规范整齐,如《目录》实为征引书目,《序目》实为目录,《引用诸书》所列各书则多不知所指;《序目》即目录中卷目,与正文标题不能匹配对应。其四,抄袭问题。本志卷首葛光《叙》,经过检索,为抄袭(元)释子成撰、(明)释师子述注《折疑论》中屈蟠《叙》之作,不知是葛光所为,还是释悟明代作,因此其文句真实性让人生疑;卷一《释氏源流》也多抄袭《折疑论》,但本志卷首《引用诸书》下并未列举《折疑论》。再如卷四《国朝〈御制集〉》收录敕谕论说各篇,原多本于明代释祩宏之作,不少被雍正帝编入《御选语录》,且标明作者为释祩宏。然本志收录则署为雍正帝“御制”文,且具有了“御制”体式,不知是雍正帝另外抄袭改编,还是其他人或本志抄袭《御选语录》而改编,成为了“御制”之文?因笔者目前尚无研究,故而存此待考。其五,抄录征引文句时讹脱衍倒现象严重。鉴于本志抄录征引《金陵梵刹志》等文献时讹脱衍倒现象严重,笔者怀疑其抄录征引清代寺院殿堂实测数据、寺中档案等时也不乏错误,其对清代大报恩寺兴废、殿堂、田产以及殿堂宝塔丈尺、收支制度与数额等的记述,后人引用时需加慎重。黎承惠《叙》评论本志,称其“立论评作高妙,其附卷核实而有法,大都九转而成,真得孟门笔授矣”,“曩者《皇明梵志》(按即《金陵梵刹志》,引者注)业已传世,今兹之集,思且殚矣,若尤剧矣。前之志则昔固精,而今之精之精者也;昔已明,而今之尤明之明者也”,当为过誉。


三、《折疑梵刹志》的版本和点校凡例


《折疑梵刹志》于嘉庆十三年(1808)八月定稿,但并未刊刻流传,“目前所见仅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一种”(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折疑梵刹志》附赵彦梅《提要》),且已为残本。1996年江苏广陵书社出版的《中国佛寺志丛刊》第26册,2013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专志”,收录者均为南京图书馆所藏该本的影印本。2014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平平、李金堂、胡晓明据《中国佛寺志丛刊》本点校的本志,用名《敕建报恩寺梵刹志》。这是目前《折疑梵刹志》流传的几个版本。陈平平等点校时,对原书的文字讹脱衍倒等有所校勘,但对书中的其他问题则多未指正,加上对佛教史等了解不多,因此点校也有一些舛误。

笔者在《折疑梵刹志》点校中,遵循以下凡例:

第一、以南京出版社《金陵全书》收录的南京图书馆所藏本志原大影印本为底本,充分运用本校,查找其辑录各书原书及其他相关典籍进行他校,一些字句运用理校。

第二、运用现行标点符号对全书加以断句、标点,对长文进行分段。书中征引其他文献或人物言语,往往为节略文字,而非原文原话,是亦古代通例,故仍加引号。

第三、异体字、俗体字径改为正体字(人名除外),不出校注。缺字而难以校补者,以□标示。

第四、辑录他人诗文语句,凡删改节略后仍通顺而文意无改者不予校改,惟影响或改变文意且有二种以上或更早更直接典籍为证者加以校改并出注,一般孤证不改而出注。一些诗文,尤其是诗歌,经对校、他校而确知字句改动,改动不多者加以校改并出注,改动多者则不加校改,而仅于起首处加注说明其他典籍收录者与本志多有异处,否则校改、校注多则影响全篇阅读。

第五、本志《序目》即目录,卷目与正文标题不能匹配对应,兹据正文而重新制作,不再出注。


(图片来自网络)


审稿:李唐海

编辑: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