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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记忆 | 为贮版图人罕到——记明代禁地玄武湖
责任编辑:李琳琳  文章来源:个人投稿  发布时间:2021-01-13 15:01  阅读次数: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黄永武



自2010年10月1日,玄武湖景区全面免费开放,距今已整整10周年了。作为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公园,玄武湖景区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旅游高峰。2020年初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为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玄武湖景区于2020年1月24日零时始封园,直至2020年2月19日,才有序地对外开放,中间时隔26天。26天后,当游人重新徜徉在这春光明媚的景区之时,很难想到在600年前,这里曾是明王朝政府国家级档案黄册的存放地,时称“后湖黄册库”。自洪武十四年(1381),至崇祯十五年(1642)止,玄武湖与外界隔绝260多年,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禁地。仅仅是短暂的26天,和漫长的260年相比,那又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朱元璋选址玄武湖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1月,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改元洪武,实行两京制,以应天府为南京;同时立大梁(今开封)为北京。洪武十一年(1378),撤销大梁的“北京”名号,改南京为京师,确定为大明封建帝国的首都。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黄册制度”。

黄册是明王朝户籍与赋役合二为一的册籍,以登载家庭人口、财产为主。明王朝政府规定黄册十年大造一次,除各地政府存留一份外,还须向户部呈送一份。按规定,呈进到户部的册籍必须以优质黄纸或黄绢做封面,以备皇帝御览,故而称之为“黄册”。按五行家的说法,黄色是中央色,非王者莫用。自隋唐以后,黄色便成了御用的颜色,所以进呈册采用黄色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黄册的内容直接关系到统治者对全国人口,以及徭役的控制,关系到其政权的稳固与否。因此,数目庞大的黄册如何存放和保管,成了明政权亟待考虑的问题。朱元璋在众多不同的建议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选用“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形势天造地设”的玄武湖(时称后湖)作为存放黄册的库址。因为玄武湖内的几个小岛,四面环水,将黄册库建在这里,可以避免火灾,而且与世隔绝。只有这样的地理条件,才是保管和利用黄册的最合适的地方。

明初规定,全国各地所造的黄册都要送到户部,经户部查考无误后,统一转送到后湖黄册库收贮。

黄册库的设置,给生活在玄武湖的居民带来诸多不便。建库初期,明王朝动用大批军队强行将岛上居民迁出,把湖滨的土地圈占起来,不许湖民耕地,强令他们另谋生计。甚至不许周边居民饮用湖水,湖内水产也不许湖民打捞采摘。每年只允许附近居民在冬季指定的时间到湖内打鱼两次,每次限期五天。入湖船只事先必须经过官府批准,而且数量受到严格控制。这些苛刻的禁例在明初已开始实行,其后陆续又作了许多增补。弘治元年(1488),户部疏请加强后湖禁例中又强调:“以后城内种田军民,不许偷引水利,其各人退出田地,照依所定界置,行令管湖官员不时巡视。若再耕盗,即便捉拿究问如律。其湖内鱼蟹、菱茨、薪草之类,不许附近军民擅自采取,因而作弊,窥伺黄册。” (《后湖志》卷五)


《后湖黄册库示意图》


后湖黄册库自建库始,一直由明王朝中央直接领导。洪武年间由户部侍郎兼管,是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部门。后湖黄册库官员可以直接向皇帝请示、汇报后湖的工作,从明代《后湖志》中就可以看到,当时黄册库官员关于后湖工作的奏请报告,以及皇帝对此所下的诰敕文书。

自洪武年始,直至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陷南京为止,后湖黄册库从未搬迁过,它的功能与作用也从未中断过。即使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后,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移,但明政府仍然把黄册库留在南京后湖。其主要原因是:一、后湖黄册库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御批钦定,朱棣不敢违背祖制。二、从地理条件上相比,北京没有后湖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这显然是明王朝考虑到后湖对保管和利用黄册的优越条件。



“王者从来重所天,六朝无计置民编。后湖藏册高千古,永保皇图亿万年。”(明·朱璠)由此可见,明代统治者对于在玄武湖建立黄册库是非常得意的。后湖黄册库是一个存在时间长达260年之久,规模巨大的封建社会专项历史档案馆。这说明,我国的档案工作在许多方面,从明代始已经站在世界前列了。


二、戒备森严的黄册禁地


“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这是明代隆庆年间焦竑在其《后湖》诗中,对戒备森严的黄册库的描写。明政权为设立后湖黄册库,把湖滨的土地圈占起来,设立界墙、界石。当时共设界石36块,上书“后湖界石”(唯一幸存的一块,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原南京军区油库内,现存放在玄武湖黄册库展览馆)。



在界石以内地区不许百姓进入“以断人畜往来,樵牧窥伺册库”(《后湖志》卷十)。正因为黄册库的工作内容具有压迫劳动人民,防范下级衙门和官吏的性质,所以对黄册库的戒备就极其森严。据《后湖志》中介绍,当时湖内外都派有专职官吏和军队负责防卫巡守。湖内由“南京户部十三司轮流拨吏四名,在湖巡风”。湖外沿墙五十步或七十步设立警所,责令地方官府、军伍、火甲等编成班次,昼夜防范。城东、城北兵马指挥司各差官员一名,率同弓箭手、军士及地方兵丁昼夜沿湖巡查。

平时对过湖船只加以重锁,指定皇宫内太监专责保管钥匙。万历四十年(1612),南京礼科给事中晏文辉曾描述当时过湖的不易,他说:“巡湖有役,过湖有舟,操舟有人,系舟有锁,其匙掌于大内。钦定一、六过湖,监生禀给钥匙,非其期不敢渡……防范盖甚严矣。”(《后湖志》卷十)过湖之日,黄册库的主事官员一早来到渡口检阅厅上,对那些允许过湖的人员进行盘查、登记,确认无误后,由掌管钥匙的内监开船。返回时,要查点船只数量,重新锁好。对开启黄册库房,必须由主事官员到场,派一监生到内守备太监处领取钥匙,才可开启库房,用毕立即归还。

明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册库锁匙》中记了一则故事:开启库房钥匙上系有一根黄色绒丝绳,相传为开国皇后马娘娘亲手所编。有一监生在领取钥匙回房后,其妻不知,认为绳束太旧,便换了一根新绳。事后,监生交还钥匙时,太监一见,顿时大惊失色,忙命监生找回旧绳,幸好其妻尚未将旧绳扔掉,这才免去一场杀身大祸。

为保证黄册库的安全,在建有册库的岛上不许生火做饭,晚上不许点灯,避免发生火灾。洪武、永乐年间,由于册库数目不多,尚允许在离册库一里之地建有厨房,正德年间,册库的增加已逐渐接近厨房,明武宗朱厚照根据后湖官员的奏请,下令将厨房建在荒洲(翠洲)上,洲与洲之间的便桥上写有“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严格的律条,终使黄册库自始至终,从未发生过一场火灾。

后湖黄册库对于前来查抄黄册的地方官员,有着种种限制。洪武初规定,凡来查抄黄册的人员,只允许查阅指定户的情况,严禁抄录别户的内容,以防泄密。为防止私改军籍,不准委派军户出身的监生到后湖核查黄册。弘治五年(1492),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主管后湖黄册库事务的杨廉等人上疏朝廷,认为“今者一旦令人抄誊,使人测知后湖之虚实,则户籍之紊乱,将有不可胜言者也”(《皇明疏议辑略》卷十三)。明孝宗朱祐樘采纳了杨廉等人的建议,下令:后湖黄册一律不准地方官府前来誊抄全份,并定为永制。

明王朝规定,除了在后湖黄册库工作的官员和库工外,其他任何官吏一概不许进入后湖。“后湖者,洪武时置黄册库其中,令主事、给事中各一人守之,百司不得至”(《明史》卷三O四)。弘治二年(1489),钦差两广公干宦官郭镛,在途经南京时,想领略一下玄武湖的湖光山色,显示钦差大臣的身份,未经后湖官员允许,率随从二十余人,擅自驾舟,闯入后湖禁地。郭镛此举,遭到监察御史孙纮等人弹劾,他们在给明孝宗朱祐樘的奏折中写道:“郭镛承差两广公干……虽祖宗严禁之地俨然不顾,前去游憩,其怙恩持宠,肆已骄人,坏国家之成法,起都人之惊猜,是可忍也,敦不可忍也!”(《后湖志》卷五)为此,郭镛遭到了皇帝的重斥,丢掉了两广公干的御差。



明朝统治者把后湖黄册库看成是自己手中的一种有力武器,利用黄册作为压迫全国劳动人民的工具。但众多的禁令、规定,并没有使黄册库的工作健全起来。相反,却使明王朝统治下的阶级压迫暴露得更加明显。


三、黄册制度的瓦解


明中叶以后,作为明王朝经济命脉的赋役与户籍管理的黄册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日趋败坏的地步。赋役制度多方面的改革,对黄册制度有着重大的直接影响,原本作为明代国家制度组成部分的黄册制度,已在国家规章上与征调赋役工作正式分离,从而加速了黄册制度的瓦解。

明初,黄册制度在管理户籍、赋役等方面都起过积极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期却与初衷相悖了。黄册制度的瓦解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首先是明中叶以后,明政府对黄册制度的管理松懈,地方官吏在攒造黄册过程中营私舞弊的现象愈演愈烈,后湖册库官员利用“驳费”之便收贿贪污,疏于对黄册的管理,却热衷于湖内的自然条件,私自开垦湖田,谋求湖产之利,导致大量黄册得不到及时修补,造成黄册内容残缺,库架年久失修,大部分库架已超过使用年限,而无人过问。

既然黄册的价值已名存实亡,而地方政府又不可能放弃对本地区户口、田产的管理,于是就出现了“实征文册”。地方政府为了应付朝廷,仍须按期编制没有实用价值的黄册上缴。即“解部有黄册,则州县有实征”(《后湖志》卷十)。实征册是明中叶以后,地方政府对户籍和赋役的管理工具。可见,黄册制度的极端腐败乃是产生实征文册的根本原因。

尽管黄册制度在明中叶以后百病丛生,未能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但是,明初黄册制度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政权,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册制度衰亡,直至瓦解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大量的人口流动,对黄册制度也是一种冲击。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除了自然灾害外,就是黄册制度下不堪重负的繁重徭役所致。明中叶以后,无论土地、人口,明王朝政府都难以通过黄册制度来加以控制了。

1990年,笔者因公赴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先生的引荐下,拜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明代档案研究泰斗、《明代黄册制度》的作者韦庆远先生。在谈到明代黄册时,韦老说:当清军豫亲王多铎率兵逼近南京时,出于战事的需要,南明弘光小朝廷竟然违背祖制,将长宽各一尺二寸,用厚实棉纸制作,粗绳索装订,重达约四、五斤重的黄册,垒筑工事并浇上水,以防清军火箭,守城军士则用黄册制成铠甲和点火原料,一部分用作城墙和隘口的填充物,以防清军攻城。1645年5月14日,当清军攻克镇江直逼南京时,弘光小朝廷迫于清军的势力,竟不战而降。这样,后湖黄册库百万黄册竟毁于一旦。与明王朝相始相终的一项社会经济制度——黄册制度,最终和腐朽的明王朝一起寿终正寝。

随着明王朝的灭亡,黄册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黄册制度鼎盛时期,玄武湖建有库房960间,藏有黄册200万卷之多,可谓“洲上库房星罗棋布,库藏黄册浩若烟海”。由于明代的玄武湖是黄册存放的重地,故而在明万历年间刊印的《金陵四十景》中,作为六朝时期的皇家园林却榜上无名。直至清乾隆年间,风光旖旎的玄武湖才以“北湖烟柳”之称,出现在《金陵四十八景》之中,被禁封了260年之久的一代禁地——玄武湖,再次以她那优美的倩影,动画般的湖光山色展示在世人面前。


【注】笔者原为玄武湖管理处发展研究室人员,《玄武湖史话》作者,南京“市民学堂”《风雨玄武湖》主讲,玄武湖“明代黄册库展览馆”策划与撰稿。


(编研处)